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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二胎
郭利根指出，普惠金融既要做到「普」，更要做到「惠」，要實現社會效益和商業可持續的統一，並非易事。發展普惠金融在積極作為的同時，也需防止三種傾向：
「一是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濟。」郭利根指出，普惠金融是和諧社會的催化劑，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體現，但普中和二胎惠金融的立足點是服務機會平等，要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做到商業可持續。
郭利根同時認為，普惠金融不能等同於小額信貸。他說，普惠金融的內涵非常豐富，其基本形態不僅包括小額信貸、農村金融、微型金融等，還包括儲蓄、信貸、匯兌、支付、保險、理財、證券等所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不能以信貸或資金支持作為唯一標準。
「普惠金融不是全民辦金融。」他認為，金融屬於高風險的行業，發展普惠金融不是要人人辦金融或偏離實體主業搞金融，更不是以中和二胎投融資中介的名義超範圍從事金融活動，甚至涉嫌非法集資或金融詐騙，侵害廣大民眾的合法權益，增加不穩定因素。
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從銀行業情況看，適應普惠金融需求的銀行業機構體系不斷完善，以客戶需求為中心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也日益豐富，對小微、「三農」等薄弱環節及民生消費領域的金融服務力度也不斷加大。
儘管如此，郭利根認為，我國普中和二胎惠金融發展仍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首先，我國普惠金融服務不均衡。金融資源向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地區集中的特徵明顯，而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獲得全面金融服務的難度較大。
「其次是普惠金融體系不健全。」他指出，目前我國金融法律法規體系仍不完善，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政中和二胎策性金融機構功能未能全面發揮，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加強。再次，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性不顯著。普惠金融服務普遍風險大、成本高、收益低，難以實現市場平均收益水平，嚴重製約著金融服務主體參與普惠金融內在積極性。在這一背景下，郭利根指出，發展普惠金融未來不僅要轉變理念認識，還需補足金融結構性短板，增強服務能力。具體而言，要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機構體系；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發展機制，提升風險管控能力；積極探索符合普惠金融發展的業務模式和產品服務；積極藉助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降低成本和提升服務客戶的能力；合力加強普惠金融基礎保障，創造普惠金融良好外部條件等。
「需建立專門的普惠金融監測考核指標和統計制度，加強評價和監測分析。」郭利根說，同時完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充分發揮政府財稅槓桿激勵引導作用。他認為，發展普惠金融，還要注重信息系統建設和網路技術運用，深化金融服務與「互聯網+」的融合，創新信息採集方式，提高服務精準度。此外，要積極推廣手機銀行、網路銀行等新型終端，大力發展移動金融，構建線上線下一體化金融服務體系，向客戶提供安全、穩定和快捷的金融服務。
郭利根特彆強調，普惠金融的另一面，就是要加大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普惠金融的對象更多的是被傳統金融排斥在外的對象，這些人更需要掌握金融知識，有效利用金融產品。在金融服務過程中遭受侵權時，可以及時得到保護。因此，普惠金融更需加強金融教育與對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郭利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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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一名高層官員表示，中國企業債務激增，這是一個嚴重且不斷惡化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希望避免對本國和全球經濟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就需要快速加以解決。IMF稱﹐中國的債務總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225%﹐按國際標準來看并不是特別高﹐但企業債務相當於GDP的約145%﹐不管以何種標準衡量都非常高。
上週六於中國南方城市深圳舉行的一個會議上﹐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在事先準備的講話中表示﹐不斷上升的企業債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薄弱環節﹐同時仍然是一個嚴重且不斷惡化的問題﹐必須立即加以解決﹐並承諾實施重大改革。
利普頓表示﹐以前債台高筑國家的經歷表明﹐需要快速有效地採取行動處理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方面的問題﹐並首先處理導致企業債攀升的公司和銀行領域治理問題。
中國企業債務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其中的國有企業。根據IMF的計算，國有企業債務約佔中國企業債務總規模的55%，但國有企業的經濟產出僅佔中國經濟總產出的22%。中國政府的數據顯示，去年，國有企業利潤同比下降6.7%，總收入下降5.4%。
利普頓稱，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利潤下滑和債務上升會削弱企業向供應商付款和償債的能力，銀行持有的不良貸款規模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6.7%，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增速。IMF稱，按保守估計，中國銀行業的企業貸款的潛在損失可能相當於GDP的7%左右。
利普頓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舉辦的中國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上發表的書面講話中稱，去年的信貸熱潮又進一步加重了這個問題。他還表示，很多國有企業基本上已經是奄奄一息。
他說，債轉股在解決債務積累方面可能發揮了一些作用，但銀行需要能夠進行分類，區分哪些企業值得救助，哪些企業應該允許它們倒閉，否則銀行獲得的股份將毫無價值。他還表示，中國曾採用公共資產管理公司解決不良貸款問題，但資產管理公司應該被用來減少不良貸款，而不是成為不良貸款的倉庫。利普頓還對中國政府讓更強大的國有企業兼併弱小國有企業的計劃提出質疑，認為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會破壞優質企業的盈利能力。
曾在本世紀初遭遇債務危機的中國可能在不到20年後面臨類似的威脅。他說，如果一個國家不把作為債務問題核心的治理問題解決掉，那麼將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轍。他指出，如果中國要避免再次陷入信貸增長、負債纍纍和企業重組的循環，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就是要改善企業治理。
他補充說，改善治理需要建立在強有力的法律框架基礎之上，需要透明的會計制度，需要改善法律的貫徹執行，需要停止向有關係的企業發放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一名高層官員表示，中國企業債務激增，這是一個嚴重且不斷惡化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希望避免對本國和全球經濟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就需要快速加以解決。
IMF稱﹐中國的債務總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225%﹐按國際標準來看并不是特別高﹐但企業債務相當於GDP的約145%﹐不管以何種標準衡量都非常高。
上週六於中國南方城市深圳舉行的一個會議上﹐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在事先準備的講話中表示﹐不斷上升的企業債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薄弱環節﹐同時仍然是一個嚴重且不斷惡化的問題﹐必須立即加以解決﹐並承諾實施重大改革。
利普頓表示﹐以前債台高筑國家的經歷表明﹐需要快速有效地採取行動處理債權人和債務人兩方面的問題﹐並首先處理導致企業債攀升的公司和銀行領域治理問題。
中國企業債務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其中的國有企業。根據IMF的計算，國有企業債務約佔中國企業債務總規模的55%，但國有企業的經濟產出僅佔中國經濟總產出的22%。中國政府的數據顯示，去年，國有企業利潤同比下降6.7%，總收入下降5.4%。
利普頓稱，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利潤下滑和債務上升會削弱企業向供應商付款和償債的能力，銀行持有的不良貸款規模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6.7%，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增速。IMF稱，按保守估計，中國銀行業的企業貸款的潛在損失可能相當於GDP的7%左右。
利普頓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舉辦的中國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orld)上發表的書面講話中稱，去年的信貸熱潮又進一步加重了這個問題。他還表示，很多國有企業基本上已經是奄奄一息。
他說，債轉股在解決債務積累方面可能發揮了一些作用，但銀行需要能夠進行分類，區分哪些企業值得救助，哪些企業應該允許它們倒閉，否則銀行獲得的股份將毫無價值。他還表示，中國曾採用公共資產管理公司解決不良貸款問題，但資產管理公司應該被用來減少不良貸款，而不是成為不良貸款的倉庫。利普頓還對中國政府讓更強大的國有企業兼併弱小國有企業的計劃提出質疑，認為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會破壞優質企業的盈利能力。
曾在本世紀初遭遇債務危機的中國可能在不到20年後面臨類似的威脅。他說，如果一個國家不把作為債務問題核心的治理問題解決掉，那麼將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轍。他指出，如果中國要避免再次陷入信貸增長、負債纍纍和企業重組的循環，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就是要改善企業治理。
他補充說，改善治理需要建立在強有力的法律框架基礎之上，需要透明的會計制度，需要改善法律的貫徹執行，需要停止向有關係的企業發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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